在抗战期间，尽管国共合作，但我党的活动面临着极大的困难，特别是在国民政府控制的区域，活动环境异常严峻。经费匮乏、资源紧张、限制重重，开展工作几乎无从下手。然而，在这片艰难的土地上，有一位女性英雄，她为我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那就是被邓颖超誉为“红色老板娘”的周宗琼。
周宗琼于1910年出生在重庆。自小她便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。她毕业于北平女子第一高中后，回到重庆，曾担任小学校长。然而，由于她在课堂上倡导革命思想，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监视，最终不得不离开教育岗位，开始了另一段人生的历程。
后来，周宗琼嫁给了重庆天成厂的一名职员——任宗德，两人共同投身到工厂工作中。然而，由于天成厂经营不善，最终宣告破产。夫妻二人没有获得任何赔偿，但周宗琼并未因此气馁，反而带着一部分厂里的设备，入股到合川酒精厂，开始了新的经营之路。凭借她敏锐的商业眼光和卓越的经营才能，合川酒精厂迅速走上了正轨，业绩不断攀升，利润也逐渐增长。
就在这时，日军对重庆展开了猛烈的轰炸，城市满目疮痍，战火蔓延，民众的生活困顿，住房异常紧张。周宗琼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商机，便决定借着建设酒精厂办事处的机会，兴建了两层楼的小楼房，打算出租。没想到，在房屋还未完工之时，就有多家公司和个人前来租赁。
展开剩余73%有一天，周宗琼的朋友周予来找她，告诉她《新华日报》即将开办，正愁找不到合适的办公地点，恳请她将一楼出租给他们。周宗琼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从此，她正式开始为党工作，成为我党坚定的支持者。
当时，《新华日报》的经营非常困难。按照周恩来的指示，周宗琼不仅为《新华日报》提供了资金支持，还成立了一家酒精厂，以确保资金的来源。在她的精心管理下，酒精厂的业绩得到了飞速发展，年收益达到千万元。而其中80%的收益被周宗琼用于支持《新华日报》的出版与发行，确保了这一党的重要宣传工具能够持续运作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周宗琼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但都未得到批准。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她，解释道：“目前党在重庆的工作十分艰难，你作为党外人士的身份，能够更灵活地开展工作，发挥更大的作用。”周宗琼深知大义，理解周恩来的深意，于是决定继续以党外人士的身份，默默奉献，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。正因为她的贡献，邓颖超将她誉为“红色老板娘”。
当时，南方局需要与党外人士接触，但并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。周宗琼便在老家韦家院坝的大院里修建了一栋房子，作为与党内外人士的联络点。这座房子不仅成为周恩来与李公朴、沙千里等革命人士的聚会场所，也成为了周恩来为革命事业做报告的地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周恩来第一次见到周宗琼时，紧紧握住她的手表示感谢。当时，周宗琼的四岁小女儿从屋里跑了出来，周恩来关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，小女孩天真地回答说“任时来”。周恩来风趣地说道：“你母亲的名字和你的名字中，都有我名字的两个字。”从此，周宗琼的六个孩子都随她姓周，作为对周恩来深深的敬仰。
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在控制区实行了白色恐怖，重庆的党员面临极大的危险，必须迅速撤离。但由于缺乏资金，撤离计划陷入困境。关键时刻，周宗琼决定将手中的货物以低价出售，换来了数百万资金，成功帮助40多名党员安全撤离重庆。
1946年，国共谈判破裂，党在上海的工作机构完全暴露，急需转移，但同样缺乏足够的资金。周恩来再次向周宗琼求助，她毫不犹豫地卖掉了一个面粉厂，用所得款项筹集到上千万资金，帮助上海的党组织顺利撤离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周宗琼被安排在水利部工作。1956年，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，周宗琼终于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实现了她多年的心愿。
晚年时，周宗琼接受记者采访，有人问她当年为革命提供了多少资金，她笑着回答：“有人说我们党欠我周宗琼几千两黄金。我退休后算过，确实有这个数，但我从不和党算账，要算就算是我交的党费吧。”她用幽默和坚毅，表达了对党的深厚感情。
1996年，周宗琼去世，享年86岁。她的伟大贡献和崇高精神，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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